发布日期： 2024-02-02 19:08:17 来源：火狐体育全站官网app
经过艰苦努力，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初步实现了稳定局势、扭转局面的目标，这无疑是防控有道的体现！而近期非洲猪瘟疫情却呈现“回头看”趋势，养猪人如何一鼓作气，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扛得住，守得住？余旭平教授分享《非洲猪瘟精准清除与新冠肺炎国内防控方案的对比》，深度剖析传染病防控，尤其是非洲猪瘟精准清除！
2018年中我国报告了首例非洲猪瘟疫情，2019年末武汉暴发了新冠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前者是动物烈性传染病，给养猪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后者是新发人类传染病，对人类健康和生命构成了巨大威胁。非洲猪瘟疫情的防控由兽医有关部门参与和组织实施，新冠肺炎由医疗机构联合全国力量正在加紧控制中。
传染病的防控始终围绕着疫病传播的三个基本环节，即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提高易感动物的免疫力降低易感性。本文对二者的防控作对比，可能有助于我们逐步提升对传染病防控的认识。
非洲猪瘟尽管是2018年8月3日首次在我国报告暴发，但这个病已经有近100年的历史了。新冠肺炎是一种新发的人类传染病，即使说新冠病毒（SARS-CoV-2）与非典病毒（SARSV）具有某些关系，那么这个病也不到20年。
非洲猪瘟病毒是DNA病毒，耐受性极强，仅感染猪；而新冠病毒是RNA病毒，冠状病毒科成员，耐受性并不强。非洲猪瘟为接触性传播疾病，人类活动在该病的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易感猪主要经口摄入，经扁桃体感染，也有少部分经鼻腔或经昆虫叮咬传播。而新冠肺炎主要是通过飞沫（气溶胶）经呼吸道传播，也可能有特殊的比例经眼、鼻等粘膜，或经消化道等其它途径传播。
如果说这两种病有什么相似性，可能是它们的潜伏期都相对较长。新冠肺炎的潜伏期1~14天，通常为3~7天左右（个别报道说可达24天或更久）；非洲猪瘟潜伏期更长，3~21天，一般以7~15天为主。
非洲猪瘟病死率极高，可达90%以上，甚至接近100%，非洲猪瘟耐过猪不多，但这些猪应该会在一段时间内带毒排毒（这是传染病的普遍规律，只是不同传染病带毒排毒比例和时间长短会不同），具体带毒情况、时间长短有待进一步研究检测。然而，非洲猪瘟潜伏期排毒量极少（主要在扁桃体），而非洲猪瘟病毒感染又需要一定的剂量，因此潜伏期基本不会构成大的传播威胁。
新冠肺炎总体病死率不高（尽管重症病死率较高）。新冠肺炎存在较严重的潜伏期排毒问题，而且许多病例CT片指向新冠肺炎疑似，而核酸检测结果长时间（甚至始终）呈阴性。此外，按两次检测阴性等出院标准出院的康复者还可能复发，或者高比例再次检测出核酸阳性，推测新冠肺炎临床“康复者”可能会存在偏长的带毒排毒时间（仍然是传染源）。更为严重的是，新冠病毒感染者中有特殊的比例呈隐性，是新冠肺炎重要的且隐形的传染源。
这两种病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特点：那就是这两种病都没有疫苗，都需要采用经典的传染病学理念进行隔离防控。
3.新冠肺炎“战疫”打响后，防控除遵循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原则，“应收尽收”集中隔离治疗外，还进行了人群流动控制。即尽可能地把传染源和易感人群“按住”原地不动（类似军事上的“原地卧倒”），以最好能够降低疫病的传播和扩散风险。感染个体经过一个潜伏期后暴发出来，然后把病人收治（也及时控制了传染源），把密切接触者隔离医学观察。这样的操作与非洲猪瘟防控的精准清除（民间俗称“拔牙”）非常相似。一定意义上讲，这能够理解为新冠肺炎的“拔牙”：即“原地卧倒”，把所有潜伏（包括隐性带毒的传染源）和发病点（个体）逐一拔除，最后战胜疫病。
从两个病的特征对比看，非洲猪瘟相对“直来直去”，而新冠肺炎有点“扭扭捏捏”。因此，相比于新冠肺炎，非洲猪瘟的防控原则上应该相对容易。
当某种新的传染病袭来，我们一般会手足无措，我们不知道谁感染了、谁具有传染性、谁是传染源，因此按照经典的传染病学防控理念进行隔离防控一定是最合理的举动、最好的策略。经典隔离防控理念就是将所有动物（人群）进行“孤岛化”管理，“原地不动”，因为传染病就是在动物与动物、人群与人群之间的活动交流中，通过空气、接触（直接和间接接触）或食物饮水污染等传播的。只要在传染源与易感动物间建立起一道有形或无形的屏障，让传染源与易感动物“见不着面”（没有一点关联），传染自然会被阻止，传染病自然会消亡。
精准检测清除（“拔牙”）成功的核心是阻止传播，“原地卧倒”是其中的重要策略（当然还需配合早期检出、定点清除、消毒等多项技术措施）。非洲猪瘟入侵猪场并在场内传播，最主要是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引起的，因此精准检测清除操作的第一要务是将人员活动限制在尽量小的区域范围内，不串岗、不交叉、不来往，并禁止开展除了为猪保命（即只提供基本的饲料、饮水和环境控制）以外的任何活动。我们把这种操作状态俗称“原地卧倒”。
除夕前一天武汉封城，目的是控制武汉市的人员外出，控制传染源扩散，同时也控制武汉之外人员向武汉的输入（当然这些输入易感人群中的一部分会因为感染而成为传染源，若不加控制，一段时间后则会向外输出）。
可能正好是春节放假期间，在武汉封城的同时，国家提出了居家隔离14天的倡议（其实一直持续到现在还在进行中），要求大家少出门，不聚集、聚会、聚餐，不走村串乡拜亲访友等。这也就是“原地卧倒”，是一种“孤岛化”隔离防控传染病的思维和操作。
武汉封城，加上人员不出门居家隔离，控制的主要是传染源和易感人群；非洲猪瘟精准检测清除的“原地卧倒”控制的也是人，但这些人是传播媒介，当然猪场经过控制人的生产活动，“原地卧倒”也控制了传染源的移动及其与易感动物的接触机会。由此可见，“原地卧倒”从传染病防控的三个基本环节都进行了有效介入，把传染源与广大的易感动物（人群）进行了有效隔离。
只要隔离措施到位，不发生任何进一步的传播（理想化的状态下），等待一个潜伏期，该发病的也就都反映出来了，一个最长潜伏期后新增病例一定归零，因此，不管是新冠肺炎还是非洲猪瘟，什么传染病都能得到控制。
随着疫情的暴发和形势的进一步严峻，一些省市（如浙江、广东等）迅速加强了人员移动管控，启动了小区封闭管理等操作，这是“原地卧倒”操作的进一步落实和细化。
“内防扩散、外防输入”是新冠肺炎的防控口号。前半句是控制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区域内的疫情扩散，是内源叉污染和扩散的防控，是核心。后半句是防控外源性输入，犹如非洲猪瘟生物安全防控的“挡住外面”口号。相对地，对于湖北武汉等内源性疫情较重的区域，“外防输出”可以不作重点。这有点类似“拔牙”相持阶段，一定会以解决内源性扩散问题为主，会适当对“挡住外面”的执行力度（特别是因应急要输入“拔牙”人员和物资时）较正常猪场适当降低。
“内防扩散”是防控核心，因此原则上，武汉应该在封城的同时配套做好小区封闭管理、传染源控制等工作。武汉是一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仅仅把武汉作为一个整体封锁起来是不管用的，必须对内部进行进一步细化网格化管理，真正达到“孤岛化”，才能阻止疫病的进一步传播。因此，从这一点上看，浙江、广东等其它省市的防控意识应该更到位，或至少到位更早一些。
同样地，对于非洲猪瘟的精准检测清除防控，我们仅把一个猪场封起来而不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化管理和“拔牙”操作，或仅仅简单地把死猪拖出去也是不行的。若这样，这个场一定会不断有猪感染发病，拖到最后一定会几乎所有的猪都感染发病和死亡，这不是精准检测清除。
1.“原地卧倒”必须彻底到位。若人员要移动（如进舍采样、定点清除阳性和关联个体等），一定要保证鞋子是绝对干净的（更换雨鞋、烧碱消毒盆中站着浸泡、用长板刷彻底刷洗），保证手是绝对干净的（戴手套，并用烧碱清洗），保证衣服裤子是安全的（穿防护服，并用消毒毛巾进行全方位彻底拍打，或有条件的彻底风淋，将任何污染的浮尘吹走或拍除，粘着的即使带入猪舍也绝不会掉下来），甚至还需要戴头套、帽子、口罩等进行防护。此外，人员（包括车辆等）移动必须走在经烧碱反复喷洒湿润的红地毯上，保证行动过程的绝对干净和安全。
2.送料、送餐采用“摆渡”方式。在一些老场，猪场自配饲料，饲养员拉料喂料。这样的猪场“拔牙”期间必须改变传统的饲料运送模式：第一，第一步是要进行认真分区，划好红线，保证饲料加工车间和饲料的绝对安全；其次，考虑到大环境和道路污染，在保证车辆车厢内绝对干净安全的前提下，将饲料从饲料加工车间专人专车“摆渡”运送到每一栋猪舍。同样道理，将“原地卧倒”员工的餐食以同样的“摆渡”方式运送到每一栋猪舍门口，隔空打菜打饭。
3.及时检出阳性病猪，甚至采用唾液、扁桃体粘液、鼻腔拭子等采样方法，尽早检出早期感染个体（阳性携带者）。与此相配套，我们还需要非常关注选择好的采样工具和样品存放保护方法，选择高效灵敏的核酸抽提试剂盒和敏感特异的荧光定量PCR检测试剂盒等，甚至还要关注荧光定量PCR仪的质量，只有拥有好的“拔牙”工具，才可能正真的保证“拔牙”的成功。
4.清除操作时，采用红地毯、彩条布、密封篮框、铲车等方式，尽量不让猪脚落地，保证病原少散落扩散；清除操作之后要消毒到位，不留死角，尽可能不留一个活病毒等。
只有这样把每一个环节做好做到位，才有机会经一个最长潜伏期把新发病例归零，才能看到精细检测清除的成功。
非洲猪瘟刚传入猪场，即使当初传入再凶猛、再严重，被感染动物（随后排毒成为传染源）的比例也不一定会很高，及时检出这些感染动物就可以明确传入和污染的范围，及时定点清除可以消灭传染源，最后控制疫情。
新冠肺炎的这一阶段防控也是以控制传染源最为便捷、容易和经济。然而，湖北武汉疫情防控初期有点手忙脚乱，很多防控意识没有完全到位，没有及时控制所有的传染源。这其中可能有医疗资源不足的原因，也可能有医学上通常以个体治疗为导向的惯性思维的缘故。前期（直至武汉封城后的较长一段时间），武汉许多确诊的轻症病人没有及时入院收治和隔离，也没有采取严格的隔离管控措施，有一些仍处于“居家而并不隔离”的状态，甚至还到处外出晃悠。武汉女子监狱刑满释放人员放行进京，就是将传染源随意放出去，不管控，也是防控意识没有到位的体现。
对于传染病来说轻症还是重症，只要向外排出病原微生物、具有传染性的都是同等重要的传染源。传染病防控的第一个任务一定是控制传染源，控制传播，而不是治疗，不是努力把重症患者抢救回来（当然也需要，但需排序在后）。因为传播没有控制，病人会慢慢的多，抢救最后一定会来不及，会死亡更多的人。武汉当初就已显现了该现象。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汉的防控应该首先启动方舱医院、启动小区人员封闭管理等，或至少要与火神山、雷神山同步开展。
相比较于人医注重个体治疗，兽医需要对付的主要是传染病等群发性疾病（经济动物一定要考虑经济性，群发疾病防控才划算。当然，伴侣动物可以个体治疗为主），因此兽医对传染病学的群体防控理念通常会更强一点。当然，兽医有一个人医不具有的优势，那就是扑杀传染源，还可以误杀、不惜代价扑杀几公里范围的易感动物，以避免万一其中某一个体感染而成为传染源。
养猪界在非洲猪瘟防控时，一些猪场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外出返场人员的安全，早就征用了宾馆旅店进行隔离。可见征用临时空间、建立方舱医院、启动人员出行管理等，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不是资源充足缺乏的问题，而更可能是防控意识的问题。
非洲猪瘟精准检测清除成功的关键还在于可靠准确的检测技术。即，在强有力的流行病学分析的指引下，进行及时准确地采样，通过荧光定量PCR技术精准及时检出发病（传染源）和早期感染动物（潜在的传染源），及时清除。
检测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有赖于每一个环节、每一步操作的一丝不苟，这包括可靠的样品采集技术（如唾液采集、扁桃体表面粘液采集、尾部采血等技术）、确实可靠的样品保存和保护技术，高效灵敏的核酸提取试剂盒和灵敏特异的荧光定量PCR检测试剂盒。只有这样，通过可靠准确的检测进行早期预警（第一时间及时有效地发现和检出阳性病例和感染者），通过流行病学分析指导下的精准采样（及时甚至提前采样检测出感染动物）和可靠准确的检测确认传染源（和潜在的传染源），及时精准清除，才有机会最后消灭传染源，达到净化猪场的目的。
针对新冠肺炎病毒（SARS-CoV-2），科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研发出了荧光定量PCR检测试剂盒，但可能由于新冠肺炎这个疾病的特殊性（痰液粘稠、排毒不稳定等）、也可能是采样操作技术不到位，或者是试剂盒还存在技术或质量上的问题，SARS-CoV-2病毒的检测出现了发病前期检出率偏低、阳性检出不稳定、按“标准”出院的病人高比例再次检出阳性等问题。
新冠肺炎的检测瓶颈严重限制了疾病的及时确诊和收治，结果一些假阴性患者（即隐形的传染源）可能因为没有被识别和及时有效隔离，漏网之鱼在外面晃悠，引起疫病的传播和扩散。同样，新冠肺炎核算检验测试的特殊状况还可能让假阴性的“康复者”释放到社会，他们同样可能是隐形传染源，也同样会引起传播扩散的问题。
尽管非洲猪瘟的检测目前也存在着猪场“赶鸭子上架”、技术人员缺乏等问题，存在试剂盒多种多样并可能有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存在样品采集保存不规范、可能有交叉污染的问题，以及存在猪场实验室结构不规范、交叉污染不可避免等问题，但相比较，新冠肺炎检测出现的问题似乎更普遍，而且因为出现较严重的检测假阴性的问题，会导致大量传染源被漏检，带来很大的传播扩散风险。
积极主动采样尽早检出是非洲猪瘟精准检测清除的一个努力方向，但对于新冠肺炎防控尚不容易做到。从新冠肺炎现有的防控效果能够准确的看出，这实际上并不完全影响最终的控制效果和结局，至多可能会影响解决所需的时间。
传染病的控制，流行病学分析至关重要。对于非洲猪瘟精准检测清除，通过流行病学的关联性分析，尽可能地找出传入源头（即尽量找出0号病例，或那一批感染动物及其所在区域），分析出因随后的生产活动而可能会引起的扩散范围。流行病学有助于分析出牧场中疫病的逐步发展趋向，提前布置重点防控区域，把有限的防控资源用到刀刃上。流行病学分析还有助于有的放矢地开展重点监测检测工作，及时甚至提前检出已感染动物（潜在的传染源），进行定点清除。因此，流行病学分析对于防控资源和检验测试能力有限的一些规模猪场，优势更为突出。
对于新冠肺炎，流行病学分析同样重要。流行病学分析可以找出传染源，关联传播关系，将紧密接触者来控制隔离，避免进一步的传播和扩散。流行病学分析还有可能分析出潜在的隐性带毒排毒者，将隐形传染源分析出来，加以控制（传播伤寒的“超级玛丽”就是经典的历史案例）。
这次新冠肺炎期间，定位技术与大数据分析等现代高科技技术的介入，可以将素不相识的传染源与易感人群之间的短暂“接触”而偶然引起的传播进行流行病学关联，实现更精准的分析与控制。该技术很强大且实用。
2003年SARS暴发期间采取了广泛的公共空间（如公交车、地铁车厢、出租车、宾馆电梯等）消毒，而且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本人认为这样的消毒作用有限，因为定期消毒只能消灭之前存留的活病毒，但不能解决新污染进来的病原。因此这样的消毒更多的属于为减少恐慌的一种心理暗示宣传）。与2003年SARS期间的操作略有不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前期并没有开展公共空间的消毒工作和宣传（按照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曾光的说法，估计卫健委并不提倡），只是到了中期发现可能存在呼吸道之外的传播方式之后，武汉和一些城市才进行大面积的道路等环境消杀。
非洲猪瘟暴发以来，许多兽药企业开足马力生产、甚至新上马生产消毒药，我们猪场也采购了大量的多种多样的消毒药，进行了大面积的喷洒、气雾、熏蒸等消毒，各种各样的消毒机器和设备也火了一把。
非洲猪瘟病毒的耐受性远超于新冠肺炎病毒，我也在多种场合呼吁不要把消毒简单地等同于非洲猪瘟的生物安全防控。然而，我们很少有人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消毒管用吗？”。
其实，消毒不是没有作用，而是消毒不容易做到彻底，特别是这么大面积的猪场内，污染不知道在哪里？而没有重点的广泛消毒难免会有遗漏的地方，因此生物安全必须是以物理硬隔离方式为主，用消毒这根救命稻草替代物理硬隔离（划红线）的思维方法非常不可取。
可能也是惯性思维，当一个传染病袭来的时候，我们本能地会问：有没有药？有没有疫苗？遗憾的是，非洲猪瘟与新冠肺炎这两种疫病既没有可靠的治疗药物，也没有有效的疫苗。
非洲猪瘟防控期间，出现了大量的虚假广告和“神药”：如今珠多糖、单月桂酸甘油酯、恩诺沙星等化学药物或打着中药名义的各种“神药”（如“囊膜完”、“战菲”、“可达菲”、“猪自清”）等，还出现了“2 mL核心技术”等非法疫苗。
新冠肺炎期间也出现了很多“神药”，包括“双黄连口服液”（其实它本身应该是个好东西，只是被“炒糊”了），包括满天飞的从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泰国等舶来的各种“神药”消息，瑞德西韦就属于其中一种，试验才刚开始，就谣传具有96%的治愈率（有可能它确实有效，只是不该谣言满天飞）。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医护人员上战场前注射的那一针胸腺肽，防护效果真的确实吗？也许也属于心理安慰性质为主的“神药”。
非洲猪瘟防控期间“神药”的大行其道，新冠肺炎期间人们对有效药物的渴望，可能是人类本能的驱使结果，毕竟病急了都会乱投医，心中总是期望万一出现有效的神迹。想当年，SARS期间板蓝根、食用醋等脱销也属于人们病急乱投医追求神药神方法的写照。
其实，保护易感动物（人群）最好的方法是“挡住外面的”物理性隔离的思维方法和操作。对于非洲猪瘟防控，划好红线，把猪养在绝对安全的净区，“让猪遇不到非洲猪瘟病毒”。对于新冠肺炎，广大群众尽量少出门少聚集，需要出门时人人戴好口罩，可能的话同时戴好手套，回家洗脸、洗手等；对于医护人员，除戴口罩手套之外还穿防护服、戴护目镜等。
1）易感动物或易感人群与传染源有过“接触”，有几率存在被病原感染的风险时，需要对这些“紧密接触者”进行隔离观察。这个隔离观察的时间是该传染病的一个最长潜伏期（新冠肺炎约14天，非洲猪瘟21天）。这种隔离观察其实有一个更专业的名称：Quarantine，检疫。
2）易感动物（人群）被感染了，可能发病（显性传染），也可能不发病（隐性传染）。经过一段时间的潜伏（incubation time），该动物（该病人）不管是否有症状，也不管是否是发病后经过治疗已临床康复，但只要这个个体向外排毒，具有传染性，它（他）就是传染源。为了控制传染源传播疫病，我们采取隔离措施（若无法扑杀），需要隔离的时间是整个传染期（会排毒的时期）。对于新冠肺炎应该包括一部分潜伏期、整个发病期，还可能包括临床康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对于非洲猪瘟主要应该是发病期和临床康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估计潜伏期的传染作用有限。
因此，这二种隔离的真实含义、作用和隔离时间长度是不一样的，现在新冠肺炎病人出院再集中隔离14天的思维可能有问题（历史上，传播伤寒沙门氏菌的“超级玛丽”是终身隔离）。
4.为什么SARS期间北京只建了一个小汤山医院就解决了，而并不是特别需要实施封路、大规模小区封闭管理等更严厉的封城措施？而这一次武汉建了火神山、雷神山二家更大的医院，为什么反而依然不容易搞定？
这是因为SARS的传播能力弱，当初北京的SARS感染病例数少得多，小汤山医院可以收治所有的感染患者。而这次新冠病毒的传播能力强，防控启动也有点晚，甚至早期还把轻症的传染源释放回家，不进行有效隔离和管理，致使被传染的病人数量不久就出现暴发式剧增，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最多也只够应付重症患者，因此就需要再新建方舱医院，需要临时征用饭店、学校、楼堂馆所等作为轻症患者和可疑病人（传染源或疑似传染源）进行及时隔离和治疗，以有效控制传染源。
兽医针对烈性传染病防控能采用扑杀传染源和流行病学关联易感动物的措施，这是兽医的优势，由此感觉，动物传染病防控似乎不会碰到上述类似的医院人满为患的问题。其实不然，我们在一例非洲猪瘟精准检测清除时，就碰到了应该及时全群扑杀的产房母猪和仔猪，因为没有挖好坑，冷库又满了，而造成战机被延误的问题。
控制传染病的时机很重要，传染病学中就强调“早、快、严、小”原则。延误时机，大量感染动物（人群）没办法得到有效控制（收治），传染源依然在那里活动没有隔离（或没有扑杀），风险可想而知。因此，不管是人类传染病还是动物传染病，都应该充分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性，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准备好充足的物资储备，才可能正真的保证疫情扑灭（扑疫）的及时有效和快速成功。
乍一看，新冠肺炎与非洲猪瘟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这两种疫病确有一些共同特点：尚无特效药和商品化疫苗，都能通过接触传播，防控需要采用经典的隔离理念，而且新冠肺炎“战疫”过程中采取的人员流动控制、病人“应收尽收、应治尽治”、集中隔离、集中治疗，与非洲猪瘟防控的精准清除（“拔牙”）具有相似性。
传染病防控主要是围绕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降低动物（人群）易感性三个基本环节展开的。余旭平老师从防控传染病的“孤岛化”隔离理念、防控措施的细化和落实、控制传染源的重要性、准确可靠检测技术的必要性、流行病学调查的意义等几个维度进行了比较分析，还就消毒的作用与局限性、疫情暴发时人们对“神药”的追求、两种隔离类型的不同含义、医疗资源挤兑对防控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同时还总结了非洲猪瘟精准清除的操作要点。
余旭平老师对两种疫病的防控策略和方案作对比，有助于我们逐步提升传染病防控认识，更好地开展非洲猪瘟防控，特别是非洲猪瘟的精准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