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侦查中的DNA提取问题探析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人身同一认定的最好方法，DNA 鉴别判定技术正在广泛的在刑事侦查中得到应用，而DNA得到普遍应用的同时，有关问题随之而来，如人权问题、刑事侦查的过于迷信DNA的问题。本文将深入探讨并试提出解决方案。

   一提到DNA鉴定，通常人们的第一反映就是中警方根据案发现场犯罪人留下的精斑，血迹，唾液，毛发等身体物质里的DNA找到犯罪真凶，从而又一个大案告破。确实，DNA鉴定作为人身同一的最好方法，正慢慢的变多在刑侦工作中得到应用。据有关数据统计只2002年一年，在大连市利用DNA所破案件就高达151起，也正因为DNA鉴定在刑事领域的大范围应用，使得人们在为DNA鉴别判定技术不断叫好的同时，又不得不对其带来的一些问题引起思考。

   本文将以一个以DNA鉴别判定的结果为主要证据的案例为切入点对刑事案件侦察中的DNA鉴定引发的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法。

   案例：据新华网5月20日报道，湖北警方为侦破一起恶性杀人案，深入91个村逐村逐人排查15万人，从中确定重点对象1748人，之后又给其中1262个做了常规血样检测。接着，湖北警方通过与现场提取的嫌疑犯遗留精斑与专案组送来的血样进行比对，认定凶手，随之大案告破。案子虽然破了，但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湖北警方是根据什么法律，通过什么方法使那么多人接受了抽取血样的调查的？（1）

   事实上，自从1985年国际上首次报道DNA指纹技术应用于刑侦鉴定以来，刑事侦查中，提取嫌疑犯的DNA进行检验确定，似乎成为了理所当然。但近些年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人类对于警方为破一个案，抓一个犯罪人，就对上百人甚至上千人进行DNA检测的这种“大动干戈”的排查行为表示出强烈不满，也有人直接提出了这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使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了侵犯。其实，此现状不仅在我国，国外许多国家已发生了这样的讨论，如1999年德国发生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DNA信息收集的案件，共收集了31，64万名男子的DNA样本。在美国虽然法律对大范围收集DNA样本有严格的规定，但在仅可使用的个别案件中，已经有至少一个案件的调查工作遭到起诉。

   那么，这种“地毯式”的DNA取样鉴定说到底究竟是好是坏，它究竟有没有侵犯到人权呢？从哲学角度来看，事物的存在都有它的双面性，从某一种意义上说通过大规模的DNA排查破案总好过犯罪人逍遥法外，而从另一角度看，这般如此的大范围DAN排查，又在某些程度上确实有损公民的合法权益。现代刑事侦察和保障人权为基础价值目标，在现代法治国家的背景下，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是基本协调的，往往演变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实现了对犯罪的公正惩罚，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保护了社会，保障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但是，由于内在规定性的不同，以及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的刑事侦察资源的有限性。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两个价值目标之间依然存在着发生价值冲突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是遵从惩罚犯罪的传统目标，还是高扬保障人权的现代大旗，立法者也面临两难的价值选择。（2）那么我们怎么来解决DNA提取的尴尬呢？

   （一） 针对DNA鉴定中带来的人权问题有关人士提出建立DNA库来解决这一问题。

   那么什么是DNA库呢？DNA数据库就是将大量个体样本的信息特别是DNA分型数据信息放在一个计算机信息库中，能够直接进行查询对比，从而可能快速找到或排除嫌疑犯，节省办按时间，为案件的侦破提供线;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有开始建立DNA数据库的国家，如英国。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库的国家，英国法庭科学服务部在1990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DNA数据库，当时仅能对犯人及未破案件现场生物建材建库。随后，根据法律授权1995年4月起，允许建立一个向整个英联邦开放的DNA数据库，但法律规定警察在提取个体的样品时需区分个人隐私样和非个人隐私样。以这一方法来保护人权不受侵害。个人隐私样包括：血样、、尿液、阴毛和任何其他用牙科工具或刷子从除嘴外的别的部位提取的身体组织。个人隐私样品只能在以下情况下提取：有足够理由怀疑某人与已立案件有关联，但未被逮捕者，被怀疑者需要按照警察的要求提供已述样品中的全部或部分，取样目的仅为证明或解除对该嫌疑人的嫌疑。非个人隐私样包括：非阴毛的毛发，指甲或指甲下附着物，用刷子从身体任何部分（包括嘴但不包含别的体窍）所取样品，唾液、足迹或身体别的部分印痕而不是指纹。个人隐私样在以下情况下提取：被怀疑与某案有关但未被逮捕者，取样可以不经被取样者同意直接提取，如果当事人拒绝提供个人隐私样且两次非个人隐私样均不能得到足够的DNA分型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授权警察有权要求该人提供个人隐私样以澄清他在案件中的嫌疑，如果继续遭到拒绝，可以向审判法官申明提出建议。（4）事实上，在中国，有关专家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呼吁尽早建立全国DNA数据库而在1998年也得到了立项，我国的DNA数据库包括前科人员库、现场物证库、失踪人员及亲属库等，虽然如此，但进展远远落后与欧美发达国家，全国的DNA数据库加起来也只有20多万份。尽管建设速度缓慢，但中国扩大DNA数据库信息的趋势是必然的。（5）

   犯罪嫌疑人是在刑侦阶段因有犯罪嫌疑而受到刑事追诉的人。所谓犯罪嫌疑，我觉得应是有一定证据说明一个人有相当的可能实施犯罪。不能将犯罪嫌疑扩大化。仅仅和警方推断的犯罪人在身体特征、行为方式、生活小习惯、性格等方面有一定相似之处，并不能构成犯罪嫌疑。例如，不能因为推断一个性犯罪人是单身汉，就把附近所有的单身汉都列为嫌疑犯。这一些因素至多只能对缩小侦查的范围起到一定的帮助。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刑侦原则，如果认定一个人是嫌疑犯，就可以依法对其实行一定的特殊侦查手段或者强制措施，这会对该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因而，在破案过程中，不应列出许多嫌疑犯，否则既浪费工夫，又会伤害无辜。在DNA检测问题上，我认为，为了确认嫌疑犯与犯罪的关系，可以不经其同意而进行DNA检测。对于尚未采取强制措施的嫌疑犯，可以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检测DNA。这是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只能用于具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人，决不能滥用。对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嫌疑犯以及被告人，能够准确的通过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的规定进行强制性地检测DNA。另外，我认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嫌疑犯、被告人为洗清自己的犯罪嫌疑主动要求DNA的，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如果认为确有必要，应予安排。

   （三）在刑侦排查中对仅对重点怀疑对象进行DNA检测。

   即根据其他犯罪证据，在一些范围内的人群中进行普查，寻找有犯罪可能的人，然后确定少数的重点怀疑对象，抽取他们血样与已经掌握的犯罪人DNA进行比对。重点怀疑对象的范围要比嫌疑犯宽泛。前述案例的检验测试对象就是重点怀疑对象。在案例中的重点怀疑对象有1748人，其中的1262人被抽取血样。显然，这1748人或者1262人还不能被视为嫌疑犯。一个杀人案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嫌疑犯。如果警方真把这么多人当成嫌疑犯，只能说明警方侦查工作做的不好，对犯罪人特征缺乏起码的分析和掌握。

   最后我想说，DNA鉴别判定技术是科学的，但像本案中如此运用这一技术不是科学的。警方过分依赖DNA鉴定，已达到迷信或崇拜的程度。过分依赖DNA鉴定必然导致对犯罪现场留下的DNA材料的不择手段。DNA作为人身同一认定的最好方法，虽然为刑事侦查提供了许多快速有效可信的证据，但DNA鉴定并非万能，它也只能认定一部分案件事实，而非全部。例如在案中，在被害人身内提出的行为人的DNA样本只能证明他们确实发生了性行为，而并不能证明性行为是在被害人不自愿的情况下发生。所以案件的侦破DNA鉴定只是个客观说明，而不是一把。真正的案件真相还是要靠侦察机关的详细侦察，使线; 参考文献：

   （2） 《证据学论坛》第三卷《多元与普适：刑事司法国际准则视野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谢佑平 万毅 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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